纽约，曼哈顿中城，某私人会所的地下室。
这里没有窗户，只有四面隔音的软包墙和一盏惨白的吊灯。空气中弥漫着雪茄和威士忌混合的浑浊气味。
弗兰克·米勒坐在长桌的一端。五十多岁，秃顶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穿着皱巴巴的衬衫。桌上摊着一叠文件，标题用红笔圈着——盛棠集团。
“各位，”弗兰克摘下眼镜，揉了揉鼻梁，“我们等这个机会，等了半年。”
长桌旁坐着七个人。有对冲基金经理，有投行分析师，有财经记者，还有一个，是盛棠的“老朋友”——前盛棠欧洲区负责人，三个月前因为“个人原因”离职。
“盛棠的IPO定价是每股28港元。”弗兰克敲了敲桌子，“但根据我们的模型，这家公司的真实价值，不到5港元。”
他翻开文件，指着上面的数据：“盛棠的主业是医疗器械代理，毛利率只有12%，还背负着3亿的隐形债务。它之所以能上市，靠的是那个叫林木森的女人，用一场‘表演’骗过了所有审计。”
“所以，”他环顾众人，“我要做空它。”
“弗兰克，”一个戴眼镜的分析师犹豫道，“盛棠的盘子不大，流动性也一般。做空它，利润空间有限。”
“利润不是来自做空。”弗兰克笑了，“利润来自‘崩塌’。我们要做的，是让市场相信，盛棠是一场骗局。让它的股价从28块，跌到1块。然后……”
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。
“我们买入它的可转债，拿到它的控股权，拆了它，卖掉它的资产。这是真正的生意。”
众人沉默了几秒，然后，一个接一个地点了头。
他们都知道，这不是投资，这是猎杀。而猎物，是一家刚刚上市的中国公司。他们不在乎这家公司有多少员工，有多少家庭靠它吃饭。他们在乎的是，它能不能被撕碎，能不能被榨干。
“第一步，”弗兰克说，“我们要制造一个‘丑闻’。”
他打开投影仪。屏幕上，出现了一张照片——那是盛棠的仓库。照片里，堆满了贴着“不合格”标签的医疗器械。“这些货，本来是准备销毁的。”弗兰克说，“但我们的内线告诉我，林木森把它们重新贴牌，卖给了东南亚的医院。”
“这是假的。”那个前盛棠员工低声说，“那批货是检验合格的。林木森亲自带队复查过。”
“是不是假的，不重要。”弗兰克说，“重要的是，市场信不信。”
他看向那个员工：“你，负责把消息透露给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记者。你，”他指着另一个，“负责联系盛棠的两家主要供应商，让他们‘恰巧’接受采访，说盛棠拖欠货款。”
“至于你，”他看向最后一个人，“你是做空机构的操盘手。明天开盘，给我砸。”
“砸多少？”
“先砸5000万。”弗兰克说，“看看林木森的反应。”
深夜。林木森坐在盛棠总部的办公室里。她面前摆着一台平板电脑。屏幕上，是一条加密消息。发送者，是“K”。
“K”是陈陶楷在华尔街的线人。一个在弗兰克身边潜伏了三年的卧底。消息只有一句话：“猎杀，开始了。”
林木森看完消息，没有慌张。她打开另一份文件。那是“K”传过来的做空计划全本。包括：
· 弗兰克的对冲基金，通过开曼群岛的离岸账户，已经借入了盛棠8%的流通股。
· 他们准备在开盘后，通过“幌骗交易”制造恐慌性抛售。
· 他们收买了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记者，准备在明天下午发布“独家报道”。
· 他们还联系了盛棠的审计机构，试图让审计师“反水”。
林木森看完，合上平板。她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外面是香港的夜景，灯火辉煌。她看着那些亮着灯的写字楼，那些还在加班的人。她知道，这些人里，有很多人明天会看到新闻，然后卖出手里的股票。
“陈老师，”她拨通电话，“把料，放出去。”
“什么料？”
“弗兰克的基金，有48亿的坏账。”
“48亿？”陈陶楷愣了一下，立即明白了，笑了。
“这笔坏账，是他们三年前收购一家德国医疗器械公司时踩的雷。当时没披露，藏在表外。现在，藏不住了。”
“明天早上九点，我要让全华尔街都知道这件事。”林木森说。
“没问题。”陈陶楷说，“不过小森，这一招，叫‘用更大的雷，盖住小的雷’。弗兰克不是想制造恐慌吗？那我们就把恐慌还给他。”
“他会怎么做？”
“他会先止损。做空机构的止损线通常设在10%。如果明天开盘股价大涨，他的空头头寸会直接爆仓。”
“那我们就让它涨。”林木森说，“让盛棠的股价，在开盘一小时内，涨到40块。”
“40块？”陈陶楷倒吸一口气，“那需要多少钱？”
“不是钱的问题。”林木森说，“是信心。只要市场相信盛棠没问题，空头就死定了。”
她挂断电话。回到桌前，打开一个文件夹。文件夹的名字，叫“围猎”。
里面，是她三个月来，收集的所有关于弗兰克的资料。弗兰克的习惯，他的弱点，他的家人，他的债主。她甚至知道，弗兰克有一个私生女，在波士顿读大学。
“弗兰克·米勒，”林木森轻声说，“你想猎杀盛棠？”
“那我就让你看看，谁才是真正的猎手。”
她关上文件夹，熄灯，离开办公室。走廊里，只有她的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，清脆，坚定，像战鼓。
第二天，港股开盘。盛棠集团的股价，从28港元，一路飙升。到上午十点，已经涨到39.5港元。弗兰克的对冲基金，爆仓了。